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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早期党组织的先行者

2018-09-20 12:15:05来源:

在短暂的九年革命生涯中,黄学增以非凡的毅力,用年轻的生命,开辟了深圳地区红色革命的新时代,尤其是在深圳地区的革命活动中,黄学增亲自领导了宝安县第二、三次宝安农民暴动,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组织指导深圳地区早期红色革命建立了不朽功勋。

一、早期深圳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1919年,黄学增考进广东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今天华南理工大学的前身),加入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陈独秀举办的宣传员养成所学习,后来在农讲所学习,成绩优异,学习能力强。黄学增迅速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原192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1923年的秋天,黄学增受党的派遣,来到广州郊区的花县,深入农村宣传发动农民,筹备成立农会,从事农民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黄学增在1924年1月按党的指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7月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作为第一批学员的他毕业后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1924年中共花县支部正式成立,在各地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开展反封建斗争和农民运动。这给黄学增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为后来在宝安县(今深圳地区)得以顺利开展农民运动和建立党组织打下了基础。

宝安县地理毗邻香港,连接香港与广州,得到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机关的重视,更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成立后所确定的重点开展农民运动的七个县之一。宝安县的农民运动,在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之前就已经奠定了牢固的基础。“1925年5月,黄学增出席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被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第一届执委。至1925年5月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之前,宝安县已经成立了乡级、县级农民协会。”[3].宝安县是在1925年5月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以后,农民协会组织发展较快、农民武装建立较为普遍的地区之一。1925年5月,召开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时候,宝安县就已经建立了农会的组织。宝安县也是广东全省直接受省农民协会领导的县。“1925年5月30日,上海“五卅”运动爆发,6月2日,黄学增在广东大学操场主持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驻粤临时委员会,这被视为吹响省港大罢工号角的“援沪工人惨案”大会。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爆发,宝安县作为重要的交通中转站,必须尽快在宝安县地区建立发展省港大罢工斗争前沿的中共宝安县党组织,按照上级党委的领导部署,积极发动工农群众配合封锁香港,援助罢工,在反帝斗争中逐步壮大宝安县的党组织。1925年7月3日,黄学增受聘为省港大罢工顾问,负责指导省港大罢工工作。”[5].1925年七月中旬,为确保省港大罢工的顺利进行,黄学增肩负着党组织的重任前往宝安县(深圳)建立党组织,并担任宝安县首任支部书记。

1925年7月黄学增创建中共宝安县支部并担任书记,直至年底离开宝安县。黄学增能在宝安县顺利完成建党工作,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也并不是任意一位思想先进的积极党员就能完成的事。首先黄学增有着前期丰富的领导农民运动的经验,其次曾受到陈独秀亲身指导的黄学增的思想觉悟也远远领先于一般人,第三,他拥有十足的魄力与勇气。在党组织的指示下,他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暗地里开展共产党的基层建党工作,成功创建并发展宝安县各地区的支部,吸收了大批优秀分子入党,为宝安县的党组织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没有黄学增的到来,宝安县的组织发展还有待时日。

二、国共首次合作期间深圳地区中共力量的激活者。

“1924年-1927年间的国共关系,既是一种相互合作关系,又是一种相互竞争的关系。国共两党的党员可分为两种:跨党党员和纯粹党员。两党的跨党党员中又分为两种:一是先入中共,再入国民党;另一类是先入国民党,再入中共。中共党员当时是允许以个人身份加入到国民党的,并不是以中共党员身份入国民党。中共党员身份的秘密性,一直令国民党人感到不安。中共对国民党员发号施令,国民党却不知底细。国民党的党务,中共可以操纵,而共产党党务,国民党员绝对不能参加。”[2].

在国共首次合作期间,黄学增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澎湃主办的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完成学业。黄学增到宝安县后,借建立国民党基层组织名义开展农民活动。这看似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实际上显示出黄学增的智慧才干。早年在广州的农村搞过农民运动,黄学增对农村的状况有深入的了解。他避开豪绅地主的锋芒,不仅取得当地人的信任,而且顺利创立和发展宝安县的党组织,并成立了宝安县支部。同时开展宝安县农民运动和国民党基层组织活动,促使后来的宝安县党部顺利壮大。宝安县本没有中共的力量,随着宝安县党部的成立,中共宝安县党组织逐渐壮大,群众基础的增加,为后来反抗国民党农民暴动等提供了条件。1925年底,宝安县6个区建立起党小组,中共力量在宝安县呈繁荣发展态势。

三、深圳地区武装起义的中共领导者。

“1927年“四一二”政变,宝安县的中共党员遭到逮捕和驱逐,中共宝安县委转入地下,农民协会自行解散。宝安县委秘密整顿工农军,指挥武装斗争。1927年12月,为策应广州起义,宝安县东宝工农革命军攻打深圳。宝安县第一次工农武装暴动失败后,中共广东省委对宝安县委组织工农军攻打深圳提出批评意见,指出此次暴动没有事先作具体计划,重点没有充分发动群众。1928年2月23日,中共广东省委派巡视员阮峙垣到宝安县,召开了中共宝安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总结第一次暴动的经验教训,调整领导班子,明确斗争方向。”[2].

这时黄学增由南路返回中共广东区委进入秘密机关工作。“1928年4月,为响应东江各县暴动,受省委指派,黄学增回到宝安县指挥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宝安”。黄学增指挥宝安县第二次工农武装起义,集中各乡农民武装包围径背反动派,震动了豪绅地主。后来县委决心扩大暴动,因各乡负责人动摇,第二次暴动未能按计划完成。5月,中共宝安县委决定举行第三次工农武装起义。黄学增亲自指挥起义,暴动在第五区发起,因被国民党党军队包围了第五区新围村,宝安县工农军退至东宝边界,与东莞县部分武装联合,进行游击战争。5月下旬,东宝两县工农军按红军制度进行整编,向东宝乡村发展,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但遭国民党军围剿,武装斗争被迫停止,人员疏散至香港、新界。”[2].

黄学增为宝安县的三次武装起义起到了领导和中坚的作用,在宝安县的农民运动、省港大罢工工作中勇当排头兵,起到模范带头作用。1926年至1928年,黄学增领导了深圳地区的革命活动,建立了丰功伟绩,成为深圳地区党组织创建和奋斗历程中举足轻重的扛鼎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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